1870年一个冬夜，左宗棠接到都察院的奏折。
他摊开来看，脸色平静得像湖面。
案情很简单。
他手下统领吴士迈在战场上斩了营官朱德树。
朱家人告到了朝廷，理由惊世骇俗，正七品的中书科中书，杀了正二品的记名总兵。
慈禧批示下来，四个字，妥筹查办。
左宗棠知道，这案子烫手。
吴士迈那年三十出头，在湘军里算不上显赫人物。
他的上司才是重点，统领级别，管着几千人马，在西北战场算得上中流砥柱。
1870年的西北，正是平叛的关键期，左宗棠需要每一个能打的将领。
朱德树死得也冤。
他本是个能战之人，只是那次战斗中擅自改了行军路线。
按他自己的判断，李辉武那边更危急，他带兵直扑过去，人是救下了，敌军主力却从预定的包围圈溜走。
吴士迈当场就炸了。
军前斩首，连请示都没有。
这事要搁在别的朝代，别的军队，早就闹翻天了。
可它偏偏发生在湘军，发生在左宗棠的西征军里。
湘军这套东西，从曾国藩那会儿就定下了规矩。
1853年，太平军攻下南京，八旗绿营溃不成军。
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，第一件事不是练兵，是琢磨绿营为什么不能打。
他得出的结论简单得很，绿营的制度有问题。
世兵制，东抽一百西拨五十，临时拼凑一支队伍就上战场。
兵不识将，将不识兵，谁也不认识谁，打起仗来各顾各的命。
曾国藩换了个法子。
营官自己招兵，招的都是同乡子弟。
一个营五百人，四个哨，每哨八队。
层层招募，层层感恩。
士兵感激哨官给了饭碗，哨官感激营官给了前程，营官感激统领提拔之恩。
更狠的在后头。
曾国藩立了条死规矩，营官战死，全营解散，一个不留。
哨官死了，全哨遣散回家。
这么一来，所有人只做一件事，保住自己的长官。
因为长官活着，你才有继续升官发财的机会。
王闿运在《湘军志》里写得明白，其将死其军散，其将存其军完。
这套制度厉害就厉害在，它把道德要求变成了利益驱动。
保护长官本来是忠义问题，可在湘军里，它变成了最符合你自己利益的行为。
打胜仗，举杯让功，打败仗，拼死相救，全是因为大家绑在一条船上。
可这套东西也埋了雷。
湘军立功，朝廷给的赏赐都是虚衔。
太平军那些年，湘军扩张得快，曾国藩用的法子叫滥保虚衔，广赐翎顶。
意思是立了功先给你个荣誉头衔，管你朝廷有没有那么多实缺。
于是湘军里出现了怪现象，管几十人的哨长可能挂着三品参将的头衔，冲锋陷阵的营官头上顶着一品提督二品总兵的帽子。
朱德树就是这么来的。
他有二品总兵的虚衔，实际职位只是个营官。
问题来了。
你头衔都给这么高了，实际指挥职位就那么几个，该怎么管？
难道让头衔一品的士兵去指挥头衔二品的军官？
曾国藩想出来的办法，就是左宗棠后来在奏折里说的那句话，军营体制，只论事寄轻重，不论品秩尊卑。
翻译成大白话，在咱们湘军里，只看你实际担任的职务责任谁大谁小，不管朝廷给你的品级头衔是高是低。
吴士迈是统领，朱德树是营官，那就是上下级关系。
至于一个七品一个二品，那是纸面上的事，在军营里不算数。
左宗棠接手湘军旧部之后，完全继承了这套规矩。
他在西北用兵，手下兵马最多时号称十万，其实真正能打硬仗的也就三四万人。
这些人都是从王錱、罗泽南那些老湘军传下来的底子，左宗棠自己又招募了一批，编制营规战法全是老路子。
1870年那场仗，吴士迈手下几千人，朱德树的营有五百多。
战场形势瞬息万变，朱德树觉得李辉武那边更危急，就自己改了路线。
从战术角度讲，他可能没错，李辉武确实给救下来了。
可从军令角度讲，他违抗了上级命令，导致战略目标落空。
吴士迈的反应也简单，军法从事，当场斩首。
这事要搁在国家正规军里，得层层上报，军法处审理，走完整套程序。
可湘军不是正规军，它是募勇，是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人的私人部队。
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，这规则比朝廷的律法管用。
朱德树家属不服，这可以理解。
一个堂堂二品大员，被七品小官砍了脑袋，换谁都咽不下这口气。
他们告到都察院，京城里也炸了锅。
御史们议论纷纷，说这是大逆不道，说这是目无朝廷，说这是私设公堂擅杀命官。
慈禧也吃了一惊。
她虽然不管西征的具体战事，但这种事闹到面前，不处理不行。
她把折子批给左宗棠，意思很明确，你自己看着办，给个说法。
左宗棠的奏折写得滴水不漏。
他先承认程序有问题。
吴士迈确实不该擅杀，应该先把人押起来，上报由我亲自处理。
这是擅杀，是工作方法问题。
但他紧接着说，这不是枉杀。
军令如山，令行禁止是军队的命脉。
自统领以至营哨，节节相制，然后驱之出入生死之地而不摇。
朱德树违令，导致战略目标落空，依军法当诛。
至于他俩的品级差距，在湘军的游戏规则里不作数。
左宗棠还特地强调了一句，军营体制，只论事寄轻重，不论品秩尊卑。
这话说得明白。
统领就是统领，营官就是营官，统领杀营官，天经地义。
你朝廷给的品级再高，在我军营里不管用。
慈禧看完奏折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最后批了四个字，知道了。
案子就此了结。
吴士迈没受处分，继续带兵打仗。
朱德树的家属拿到了抚恤银子，灰溜溜回了老家。
朝廷的律法在湘军面前低了头，这事在京城议论了一阵子，最后也就不了了之。
可这案子背后的东西，比案子本身要深得多。
左宗棠为什么敢这么硬气？
因为朝廷需要他。
1870年的西北还在打仗，陕甘回乱从1862年闹到这会儿，死了上千万人，甘肃人口直接少了七成。
左宗棠从1868年开始平叛，用了五年时间才基本平定。
朝廷指望不上八旗绿营，全靠湘军这点家底。
左宗棠手里握着兵权，握着战场主动权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
慈禧再不满意，也得忍着。
因为换个人来，不一定打得过，更不一定管得住这帮湘军将领。
可这事留下的后遗症，却是致命的。
湘军的这套制度，本质上是把国家的品秩体系悬置了，在军队内部建立了一个以实际指挥链为核心的权力金字塔。
这套办法确实管用。
湘军能打，能打硬仗，十几年里从一万多人扩充到十万，攻下天京灭了太平军，又平定捻军，又去西北平叛。
战斗力强悍，纪律严明，这都是实打实的战绩。
可它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。
它在国家体制之外，另立了一套山头的规矩。
《清史稿》后来评价说，这导致往往记名提镇降充末弁，候补千把骤膺统将，官职悬殊至斯已极。
原先朝廷兵部那套严谨的铨选考核升迁制度，在湘军这里完全失灵了。
更严重的是，官兵们眼中逐渐只有直接提拔赏罚他们的上级将帅，而朝廷国家的概念变得模糊而遥远。
他们的忠诚从对抽象的皇权和国家制度，转移到了对具体的统帅和个人恩惠上。
曾国藩知道这个问题。
所以他在攻下天京之后，主动裁撤湘军，把大部分兵勇遣散回乡。
他不想让这支私人军队继续坐大，不想让朝廷猜忌，更不想让湘军变成割据一方的祸患。
可左宗棠没这个顾虑。
他需要兵，需要能打的兵。
西北那么大，叛乱那么凶，没有湘军这套东西压着，根本镇不住场子。
1876年，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，带的就是这批湘军旧部。
刘锦棠率领二十五营主力入疆，六七万人马，全是按湘军旧制编练的。
他们在乌鲁木齐打阿古柏，在吐鲁番收复失地，一路打到喀什，把浩罕侵略者赶出了国土。
这是晚清少有的扬眉吐气的仗。
可这仗打完之后，左宗棠手里的这支湘军，已经彻底变成了他的私人部队。
湘军开启了兵为将有的先河。
兵不再是国家的军队，兵是将的军队。
后来的李鸿章练淮军，袁世凯练北洋新军，全是这个路子。
你练的军队别人染指不了，朝廷调不动，只听你一个人的话。
这套东西到了民国，就彻底失控了。
袁世凯死后，北洋军阀分裂成皖系直系奉系，各省军阀割据一方，谁也不服谁。
1916年到1928年，十二年时间打了一百四十多场战争，全是军阀之间争地盘。
中央政府形同虚设，谁拳头硬谁说了算。
这个局面的根子，就埋在湘军那套制度里。
曾国藩用募勇制和厚饷养兵打败了太平军，可他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。
军队私属化一旦成为惯例，中央集权就再也建立不起来。
每个将领都有自己的嫡系部队，每个部队都只听自己将领的话。
朝廷成了摆设，皇帝成了傀儡，最后连皇帝都没了，剩下的就是军阀混战。
吴士迈杀朱德树这个案子，在当时看只是个军法事件。
可它折射出来的，是晚清军事制度的深层矛盾。
朝廷的品秩制度和湘军的实职制度，两套系统在同一支军队里并行，最后只能是一套压倒另一套。
左宗棠选择了让湘军的规矩压倒朝廷的律法，因为他需要这支军队能打仗。
慈禧默认了这个选择，因为她需要左宗棠去平叛。
可这个选择的代价，是中央政府对军队控制权的进一步丧失。
1900年东南互保，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这些督抚公然违抗慈禧的宣战诏书，私下跟列强达成和平协议。
他们的理由冠冕堂皇，说这是乱命，说这是保境安民。
慈禧事后不但不敢处罚，还得表扬他们度势量力老成谋国。
这就是湘军那套东西发展到极致的结果。
地方督抚手握重兵，中央政府调不动管不了，最后连开战议和这种国家大事，都得地方说了算。
1911年辛亥革命，武昌新军起义，各省纷纷独立。
那些宣布独立的都督，有几个是真心革命？
大多数不过是借着革命的名义，把自己的地盘合法化罢了。
湘军那套以儒生领山农、以募勇制建军、以厚饷养兵的办法，在短期内确实能快速组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。
可它留下的隐患，却是军队私属化和地方割据化。
曾国藩当年可能没想到，他为了对付太平军临时搞出来的权宜之计，会变成影响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制度遗产。
左宗棠更没想到，他为了维护军纪给吴士迈撑腰的那个案子，会成为这套制度走向极端的一个注脚。
1870年那个冬夜，左宗棠批完奏折，大概睡得很安稳。
他觉得自己维护了军纪，保住了战斗力，给朝廷打了胜仗。
可他不知道配资之家平台，他同时也在挖大清朝的墙脚，为半个世纪后的军阀混战埋下了伏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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