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870年一个冬夜,左宗棠接到都察院的奏折。
他摊开来看,脸色平静得像湖面。
案情很简单。
他手下统领吴士迈在战场上斩了营官朱德树。
朱家人告到了朝廷,理由惊世骇俗,正七品的中书科中书,杀了正二品的记名总兵。
慈禧批示下来,四个字,妥筹查办。
左宗棠知道,这案子烫手。
吴士迈那年三十出头,在湘军里算不上显赫人物。
他的上司才是重点,统领级别,管着几千人马,在西北战场算得上中流砥柱。
1870年的西北,正是平叛的关键期,左宗棠需要每一个能打的将领。
朱德树死得也冤。
他本是个能战之人,只是那次战斗中擅自改了行军路线。
按他自己的判断,李辉武那边更危急,他带兵直扑过去,人是救下了,敌军主力却从预定的包围圈溜走。
吴士迈当场就炸了。
军前斩首,连请示都没有。
这事要搁在别的朝代,别的军队,早就闹翻天了。
可它偏偏发生在湘军,发生在左宗棠的西征军里。
湘军这套东西,从曾国藩那会儿就定下了规矩。
1853年,太平军攻下南京,八旗绿营溃不成军。
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,第一件事不是练兵,是琢磨绿营为什么不能打。
他得出的结论简单得很,绿营的制度有问题。
世兵制,东抽一百西拨五十,临时拼凑一支队伍就上战场。
兵不识将,将不识兵,谁也不认识谁,打起仗来各顾各的命。
曾国藩换了个法子。
营官自己招兵,招的都是同乡子弟。
一个营五百人,四个哨,每哨八队。
层层招募,层层感恩。
士兵感激哨官给了饭碗,哨官感激营官给了前程,营官感激统领提拔之恩。
更狠的在后头。
曾国藩立了条死规矩,营官战死,全营解散,一个不留。
哨官死了,全哨遣散回家。
这么一来,所有人只做一件事,保住自己的长官。
因为长官活着,你才有继续升官发财的机会。
王闿运在《湘军志》里写得明白,其将死其军散,其将存其军完。
这套制度厉害就厉害在,它把道德要求变成了利益驱动。
保护长官本来是忠义问题,可在湘军里,它变成了最符合你自己利益的行为。
打胜仗,举杯让功,打败仗,拼死相救,全是因为大家绑在一条船上。
可这套东西也埋了雷。
湘军立功,朝廷给的赏赐都是虚衔。
太平军那些年,湘军扩张得快,曾国藩用的法子叫滥保虚衔,广赐翎顶。
意思是立了功先给你个荣誉头衔,管你朝廷有没有那么多实缺。
于是湘军里出现了怪现象,管几十人的哨长可能挂着三品参将的头衔,冲锋陷阵的营官头上顶着一品提督二品总兵的帽子。
朱德树就是这么来的。
他有二品总兵的虚衔,实际职位只是个营官。
问题来了。
你头衔都给这么高了,实际指挥职位就那么几个,该怎么管?
难道让头衔一品的士兵去指挥头衔二品的军官?
曾国藩想出来的办法,就是左宗棠后来在奏折里说的那句话,军营体制,只论事寄轻重,不论品秩尊卑。
翻译成大白话,在咱们湘军里,只看你实际担任的职务责任谁大谁小,不管朝廷给你的品级头衔是高是低。
吴士迈是统领,朱德树是营官,那就是上下级关系。
至于一个七品一个二品,那是纸面上的事,在军营里不算数。
左宗棠接手湘军旧部之后,完全继承了这套规矩。
他在西北用兵,手下兵马最多时号称十万,其实真正能打硬仗的也就三四万人。
这些人都是从王錱、罗泽南那些老湘军传下来的底子,左宗棠自己又招募了一批,编制营规战法全是老路子。
1870年那场仗,吴士迈手下几千人,朱德树的营有五百多。
战场形势瞬息万变,朱德树觉得李辉武那边更危急,就自己改了路线。
从战术角度讲,他可能没错,李辉武确实给救下来了。
可从军令角度讲,他违抗了上级命令,导致战略目标落空。
吴士迈的反应也简单,军法从事,当场斩首。
这事要搁在国家正规军里,得层层上报,军法处审理,走完整套程序。
可湘军不是正规军,它是募勇,是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人的私人部队。
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,这规则比朝廷的律法管用。
朱德树家属不服,这可以理解。
一个堂堂二品大员,被七品小官砍了脑袋,换谁都咽不下这口气。
他们告到都察院,京城里也炸了锅。
御史们议论纷纷,说这是大逆不道,说这是目无朝廷,说这是私设公堂擅杀命官。
慈禧也吃了一惊。
她虽然不管西征的具体战事,但这种事闹到面前,不处理不行。
她把折子批给左宗棠,意思很明确,你自己看着办,给个说法。
左宗棠的奏折写得滴水不漏。
他先承认程序有问题。
吴士迈确实不该擅杀,应该先把人押起来,上报由我亲自处理。
这是擅杀,是工作方法问题。
但他紧接着说,这不是枉杀。
军令如山,令行禁止是军队的命脉。
自统领以至营哨,节节相制,然后驱之出入生死之地而不摇。
朱德树违令,导致战略目标落空,依军法当诛。
至于他俩的品级差距,在湘军的游戏规则里不作数。
左宗棠还特地强调了一句,军营体制,只论事寄轻重,不论品秩尊卑。
这话说得明白。
统领就是统领,营官就是营官,统领杀营官,天经地义。
你朝廷给的品级再高,在我军营里不管用。
慈禧看完奏折,沉默了一会儿,最后批了四个字,知道了。
案子就此了结。
吴士迈没受处分,继续带兵打仗。
朱德树的家属拿到了抚恤银子,灰溜溜回了老家。
朝廷的律法在湘军面前低了头,这事在京城议论了一阵子,最后也就不了了之。
可这案子背后的东西,比案子本身要深得多。
左宗棠为什么敢这么硬气?
因为朝廷需要他。
1870年的西北还在打仗,陕甘回乱从1862年闹到这会儿,死了上千万人,甘肃人口直接少了七成。
左宗棠从1868年开始平叛,用了五年时间才基本平定。
朝廷指望不上八旗绿营,全靠湘军这点家底。
左宗棠手里握着兵权,握着战场主动权,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
慈禧再不满意,也得忍着。
因为换个人来,不一定打得过,更不一定管得住这帮湘军将领。
可这事留下的后遗症,却是致命的。
湘军的这套制度,本质上是把国家的品秩体系悬置了,在军队内部建立了一个以实际指挥链为核心的权力金字塔。
这套办法确实管用。
湘军能打,能打硬仗,十几年里从一万多人扩充到十万,攻下天京灭了太平军,又平定捻军,又去西北平叛。
战斗力强悍,纪律严明,这都是实打实的战绩。
可它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。
它在国家体制之外,另立了一套山头的规矩。
《清史稿》后来评价说,这导致往往记名提镇降充末弁,候补千把骤膺统将,官职悬殊至斯已极。
原先朝廷兵部那套严谨的铨选考核升迁制度,在湘军这里完全失灵了。
更严重的是,官兵们眼中逐渐只有直接提拔赏罚他们的上级将帅,而朝廷国家的概念变得模糊而遥远。
他们的忠诚从对抽象的皇权和国家制度,转移到了对具体的统帅和个人恩惠上。
曾国藩知道这个问题。
所以他在攻下天京之后,主动裁撤湘军,把大部分兵勇遣散回乡。
他不想让这支私人军队继续坐大,不想让朝廷猜忌,更不想让湘军变成割据一方的祸患。
可左宗棠没这个顾虑。
他需要兵,需要能打的兵。
西北那么大,叛乱那么凶,没有湘军这套东西压着,根本镇不住场子。
1876年,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,带的就是这批湘军旧部。
刘锦棠率领二十五营主力入疆,六七万人马,全是按湘军旧制编练的。
他们在乌鲁木齐打阿古柏,在吐鲁番收复失地,一路打到喀什,把浩罕侵略者赶出了国土。
这是晚清少有的扬眉吐气的仗。
可这仗打完之后,左宗棠手里的这支湘军,已经彻底变成了他的私人部队。
湘军开启了兵为将有的先河。
兵不再是国家的军队,兵是将的军队。
后来的李鸿章练淮军,袁世凯练北洋新军,全是这个路子。
你练的军队别人染指不了,朝廷调不动,只听你一个人的话。
这套东西到了民国,就彻底失控了。
袁世凯死后,北洋军阀分裂成皖系直系奉系,各省军阀割据一方,谁也不服谁。
1916年到1928年,十二年时间打了一百四十多场战争,全是军阀之间争地盘。
中央政府形同虚设,谁拳头硬谁说了算。
这个局面的根子,就埋在湘军那套制度里。
曾国藩用募勇制和厚饷养兵打败了太平军,可他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。
军队私属化一旦成为惯例,中央集权就再也建立不起来。
每个将领都有自己的嫡系部队,每个部队都只听自己将领的话。
朝廷成了摆设,皇帝成了傀儡,最后连皇帝都没了,剩下的就是军阀混战。
吴士迈杀朱德树这个案子,在当时看只是个军法事件。
可它折射出来的,是晚清军事制度的深层矛盾。
朝廷的品秩制度和湘军的实职制度,两套系统在同一支军队里并行,最后只能是一套压倒另一套。
左宗棠选择了让湘军的规矩压倒朝廷的律法,因为他需要这支军队能打仗。
慈禧默认了这个选择,因为她需要左宗棠去平叛。
可这个选择的代价,是中央政府对军队控制权的进一步丧失。
1900年东南互保,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这些督抚公然违抗慈禧的宣战诏书,私下跟列强达成和平协议。
他们的理由冠冕堂皇,说这是乱命,说这是保境安民。
慈禧事后不但不敢处罚,还得表扬他们度势量力老成谋国。
这就是湘军那套东西发展到极致的结果。
地方督抚手握重兵,中央政府调不动管不了,最后连开战议和这种国家大事,都得地方说了算。
1911年辛亥革命,武昌新军起义,各省纷纷独立。
那些宣布独立的都督,有几个是真心革命?
大多数不过是借着革命的名义,把自己的地盘合法化罢了。
湘军那套以儒生领山农、以募勇制建军、以厚饷养兵的办法,在短期内确实能快速组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。
可它留下的隐患,却是军队私属化和地方割据化。
曾国藩当年可能没想到,他为了对付太平军临时搞出来的权宜之计,会变成影响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制度遗产。
左宗棠更没想到,他为了维护军纪给吴士迈撑腰的那个案子,会成为这套制度走向极端的一个注脚。
1870年那个冬夜,左宗棠批完奏折,大概睡得很安稳。
他觉得自己维护了军纪,保住了战斗力,给朝廷打了胜仗。
可他不知道配资之家平台,他同时也在挖大清朝的墙脚,为半个世纪后的军阀混战埋下了伏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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